案例分享｜非暴力沟通在中美气候外交中的运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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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沟通

在中美气候外交中的运用及启示

Application of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in Climate Diplomacy Talk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Insight

NVC中文网：今天的案例实践文风属于学术写作，或许对于阅读来说有些不易。但我们还是抱著即使会掉粉也要发的决心製作了本篇。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马歇尔博士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在政治对话中NVC可以带来的影响，马歇尔博士生前也一直致力于将非暴力沟通应用在化解各种层面的衝突、包括因为政治因素而分裂的地区与族群。所以能够在社会、政治层面透过NVC带来正向以及造福地球与大众的影响，即使艰难、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也足以令我们感到振奋，并且持续致力于NVC在系统纬度中所能产生的正向力量。

文：Linda，NVC实践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急管理项目“美国新一届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动因分析与识别”（项目批准号71741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按：感谢中国首位国际非暴沟通中心认证培训师（CNVC）刘轶老师，文章写作过程中与她的分享与沟通是十分享受的过程，感谢她的无私帮助。非暴力沟通既高度凝练又切实可行，对它的理解与阐释也因人而异，因此我对本文产生的一切问题负有一切责任。

中美之所以能携手合作取得气候外交领域的巨大成就，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际政治层次分析法入手，考察个体在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中美两国气候特使谢振华和托德·斯特恩在推动中美气候外交的具体实践中，其沟通谈判所呈现的非暴力沟通的精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是因为参与谈判的双方在一系列沟通中都保持真诚、充分觉察彼此的需要并予以理解和接纳，暂时超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内核得以在此施展，才使得中美气候外交谈判取得成果，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活力。

中美气候外交历程的简要回顾与疑惑

(图片来自网络）

       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气候议题在双边关系的整体格局中大起大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中心、由中心变支柱、以及当下低谷和迷茫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刻重新回顾历史，尤其是2014到2016年中美气候外交取得的丰硕成果，当历史以强有力的姿态重现，或许会给我们增添额外的信心和力量。

        为何气候议题能够一度成为双边关系的支柱？中美是如何扩大双边气候领域曾经的硕果？文献梳理所给出的解释一般包括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中美两国合作的政治意愿增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对气候问题的重视，以及奥巴马第二任期对气候政策与行动的积极推动，两股强烈的政治意愿所形成的合力对中美气候外交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在不断夯实，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高关注度，为中美气候合作奠定舆论氛围；三是中美双方稳定发展的民间交流为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中美气候外交的发展与走向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以此来预测中美气候外交的未来也有较强的说服力。然而，这是否是推动中美气候外交取得成功的全部原因呢？是否有其它因素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的。基于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分析法并结合非暴力沟通的理论和精髓，本文将从个体的视角分析中美两国气候特使如何在具体中美气候谈判中发挥各自的功能，最终促成了中美气候外交在2014到2016年的成就。本文就谢振华与托德·斯特恩中美的两位气候特使在2018年5月23日清华大学气候变化大讲堂关于“全球气候治理与中美气候关系”的公开演讲展开进一步探讨。

   非暴力沟通的概念与精髓

       “非暴力沟通”是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在实践中发展出的一种简单深刻、行之有效的原则与方法，又被称作为爱的语言、慈悲的沟通。“非暴力沟通是思想和语言的结合，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地使用力量的方法，用来服务某个特定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要与他人，与自己建立有品质的连接，让慈悲的给予能够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实践——所有的行为都只为了唯一的目的，即为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做出贡献。”

（马歇尔.卢森堡（著）、于娟娟、李迪（译），《用非暴力沟通化解冲突》，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作为沟通领域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非暴力沟通”具有一个目标、两内容、四个要素。首先，“非暴力沟通”的目标就是和平，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连接自己以及他人的内心,达到内心平和与外部和平。其次，两部分内容即同理倾听他人，和诚实表达自己。再次，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是指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

        “非暴力沟通”之所以极具启发性和创造性，并且效果突出，正在于它的精髓和内核：即超越二元对立并时刻保持觉察。所谓超越二元对立，是指在沟通谈判中，不再将对方看作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客体，而是放下道德评判转而同理倾听觉察对方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并调用共同的资源来满足双方的需求。这极具挑战性，若非经过刻意地学习训练和系统转化，一般人很难做到。

更多相關补充阅读可参考文末 

“非暴力沟通”在中美气候谈判中的运用

(图片来自网络）

        论述非暴力沟通在中美气候谈判中的运用，并非指参与谈判的双方代表是按照非暴力沟通的四步法进行谈判，也不是说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了非暴力沟通的技巧和方法。而是说参与谈判的双方在一系列沟通中都保持觉察，对彼此的需要予以倾听、理解并接纳，暂时超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内核得以在此施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气候外交谈判取得成功，进而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活力。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觉察、倾听彼此的需要并进行理解和接纳

        首先，双方共同努力积极为觉察创造前提条件，其中面对面的交流必不可少。例如，在《巴黎协定》签署之前，中美气候特使谢振华和斯特恩曾经在一年内见面多达20多次，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对中美气候谈判的开展十分重要。上世界九十年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大脑中具有“镜像神经元”是彼此把握意图、理解情绪、感知情感、建立信任的生理机制。面对面交流有助于我们辨别对方是否具有善意的动机、发现连对方都不知道的意图以及发现欺骗的存在，特别重要的是，“镜像神经元”表明人们辨析对方的意图是一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因此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人们面对面交流不受文化差异的制约。

        其次，在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中，双方保持对彼此需求的觉察并适时调整目标，这对中美气候谈判的成功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按照非暴力沟通的原则，是否能同理倾听对方的需求并找到满足策略是非暴力沟通取得成功的关键。马歇尔在书中指出“根据我长期以来的经验，一旦人们开始谈论需要，而不指责对方，他们就有可能找到办法来满足双方的需要。”例如谢振华在总结回顾中美气候外交谈判中与美国气候特使所达成的默契时谈到“每次我们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默契，双方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必须是两个国家都舒服，有一个国家不舒服，那么就不能继续。”

        再次，保持觉察的双方会坦诚表露真实的需要。斯特恩曾总结说“中美双方是通过不断地磋商和对话，通过聆听来实现，通过维护我们的优先事宜，了解对方的红线在哪里，推动谈判一路向前。”谢振华也有同样的表述，他列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谈判中双方交底是如何发挥作用，让拖延许久的气候谈判大会能尽早顺利结束。

双方在气候谈判中超越二元对立

        这一点可以从中美两国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身份定位不同，因而责任权力义务也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集中回答了我是谁，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目标等关键问题。2009年之前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一直呈对立状态，斯特恩曾过“CBDR”是横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柏林墙，必须拆除。谢振华则声称要坚决捍卫和保留，认为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公平公正至关重要。

        谢振华和斯特恩通过各自生活的实际经历表达了对“CBDR”的感受，体现了沟通的人性化和艺术性，该表述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让彼此理解和接纳各自的立场？这很难量化，然而看后续的结果，可以说这种沟通起到了加强彼此理解的作用。正式基于双方在CBDR问题上的反复磋商，让斯特恩能做到在不同的场合都坦诚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密切关系，这些关系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需要顾及发展中国的利益。谢振华也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承认情况有变化，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能力、发展阶段上没有本质变化，还是要坚持原则和区分，坚持区分并没有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减缓和适应方面做得更好，中国就是个例子。 ”例如，在2014年12月利马会议的最后时刻，当各方因CBDR上的不同意见无法弥合、会议面临崩溃危险时，解振华建议斯特恩利用中美联合声明中的一些特定用语来弥合分歧，例如“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事后证明正是这几个字挽救了利马大会。

        关于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也反映出中美双方在沟通中所体现出的超越二元对立的非暴力沟通的精髓。例如，面对《巴黎协议》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有些国家认为应该对所有缔约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美国认为如果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份协议在美国国内可能得不到国会的批准，最终将不得不退出《巴黎协议》。谢振华对斯特恩所持立场和面临的困境予以理解并指出“中国希望通过‘协议’加‘决定’来解决约束力问题。也就是说，协议中把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性安排作为‘协议’，但各国国情有特殊性，因此将有的条文放在‘决定’中，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决定，不需要各国的议会来通过。中国不希望再次出现《京都议定书》那样的情况。”

（孙莹：“从骂对方是‘猪’到携手共进：斯特纳回顾中美气候合作”）

非暴力沟通在中美气候外交中运用的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个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聚焦于某个微观的外交事件时，决策者个人的人格特质对解释现实、预测未来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在回答系统性、全局性的问题时，个体的解释力就显得很弱。特朗普上台采取反气候的政策与行动，使双边气候外交陷入低谷就是明证。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对个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斯特恩先生在清华论坛上所指出的“我和解振华越来越熟悉，并不是说两国关系要靠个人关系来维护，但这样的个人关系会有帮助，我们都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去了解、理解对方……我们都坚守自己的立场，但我们有尊敬和信任对方的基础。正如在所有政治中，个人因素都会起作用。” （  2018年5月23日，托德.斯特恩在清华大学“气候大讲堂”的公开演讲。）

第二，非暴力沟通对外交谈判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有进一步探究和学习的价值。心理咨询中有个分离疗法（Clinical Detachment）理论，指的是在心理治疗和咨询中，心理医生会采取所谓“价值中立”的态度，在治疗过程中不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并避免因个人内心的冲突造成对顾客的伤害。马歇尔博士反其道而行之，在具体实践中运用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和方法，用心体会对方话语，并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当时的社会排斥这种深度个性化的互动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具体治疗果效的展现，世界各地的实践案例证明这种方式的信度和效度。设想国际政治具体的外交谈判中，谈判人员一方面代表国家利益发言，与此同时在接受非暴力沟通的训练后，也能让谈判者的真实在谈判中得以展现，从而使得非暴力沟通的精髓——觉察和超越二元对立——得以施展，结果会怎样呢？这对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起到的实质性地推进作用究竟有多大，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学习。

第三，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流派的政治哲学建基于人性善的假设，认为个体利益是与社会利益相协调，这一点与马歇尔的非暴力哲学起点相同，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理想主义存在巨大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美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作为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在强调决策者个体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认为国际关系中暴力的根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全球气候治理为什么屡战屡败的原因。然而，这是否证明非暴力沟通无法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支持和帮助？显然不是，恰恰是在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甚至决策者个人都不能对全球气候治理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通过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可以动员更多力量，联络整合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这恰恰能够为处于低谷消沉期的中美气候合作注入活力。改变，永远都是可能的。

责任编辑 陈莹

補

充

閱

讀

非暴力沟通（NVC）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Marshall B. Rosenberg）博士在1960年代发展出来。

在过去40多年中，非暴力沟通在超过60多个国家、以30多种语言售出了上百万本书，原因只有一个：有用！

从卧室到会议室，从教室到战争区域，非暴力沟通每一天都在改变人们的生命。它提供了一种可以简单掌握的有效方式，以和平的方式直达暴力与苦痛的源头。如今非暴力沟通在全世界各地的企业、学校、监狱和调解中心被讲授。当机构、企业以及政府将非暴力沟通的意识整合至他们的组织架构和领导力方法中，非暴力沟通影响着文化走向和平。

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触碰表象的背后，去发现我们内心的活力以及至关重要的东西，以及所有的行为是如何基于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满足的人类需要。我们从中学习发展出关于需要和感受的词汇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表达在特定的时刻我们的内在所发生的。当我们能理解并且接受我们的需要，我们便能在彼此间为了获得更令人满意的关系而奠定基础。因为这个简单但却革命性的过程，全世界成千上百万人改善了关系和生活，加入进来吧！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NVC列为全球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领域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最佳实践之一。

（刘轶译自《非暴力沟通》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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